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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自《怀邦咨询》作者：李喆 2017年01月21日 两点说明： 1. 自2017年起，“李喆融资租赁工作室”的行业述评文章、管理评论文章，以及其他规划发布文章，都将在本“怀邦咨询”微信服务号（ID： huaibangzixun）首发。工作室的微信订阅号（ID: huaibang2015）仅轮后推送行业述评文章；
2. “李喆讲解”系列在线讲座已经上线，具体内容及订阅方式，附于本文之后，欢迎订阅！ 自美国于“二战”之后快速崛起，引发“冷战”对峙，乃至美国雄踞世界“单极”地位的全过程中，为世界经济体系寻找持续动力，就成为美国从世界经济体系中攫取巨大利益的最基本前提。但是，维系这样一个不断庞大延展的世界经济体系，是一件极为吃力的事情。在经济领域，从美国放弃美元金本位，到促成全球石油交易美元结算，再到WTO，所显示的，都是美国为此而不断为自己“减负”，不断向外部寻找动力源泉的种种努力。对经济需求动力挖掘的极度渴望，令美国向外“排出”制造业，听任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势力，经由各种繁复精致的金融衍生品来“人为”地创造购买力，不断向“未来”透支需求。但是，“树长不到天上去”。一旦来自于科技进步、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力量步幅放缓，这种人为创生的虚假购买力就开始在放大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同时，催生资产泡沫。然后，就是十年前那一场天崩海啸般的“次贷危机”，瞬间映现。 突如其来的巨响，并没有让世界各国有充足的时间来冷静思考，于是，各国在莫测前路的黑暗重压之下，出奇一致地实现了协同行动，一系列的“应激”手段陆续推出：美联储的无限贷款承诺和数轮量化宽松、中国的“四万亿”强刺激、G20从边缘的部长级会议快速升格为领导人峰会……。但是，一旦局面趋于暂时的稳定，理性便自然苏生：既然由美国提供的“需求”动力已成昨日黄花，那么，寻找新的需求动力来源，以及积极争夺世界经济系统中剩余的有效需求，就成了必为之举。新需求动力构建方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各国都在努力建立以自身为“核心”的新的“需求版图”：美国推出TPP和TTIP、俄罗斯提出“欧亚联盟”，中国则倡议建设“一带一路”；而对剩余有效需求的争夺，则表现为“供给侧”急速发力：美国提出“再工业化”战略、德国提出“工业4.0”规划、中国宣布“中国制造2025”战略、日本推出“机器人新战略”、韩国发布《制造业创新3.0战略》……
无论是外部新需求的探求，还是内部供给侧的实力提升，都意味着需要制定新的“规则”，以期实现这些新的意图。然而，新规则也必然意味着，要改变既定的利益格局——“国之外”的国际利益格局，“国之内”的社会利益格局，概莫能外。各国对“新规则”的竞相推出，学术语汇的表达，即是所谓的“制度供给”竞争。就中国而言，“五大发展理念”的提出、“简政放权”为核心的政府改革、自贸区建设、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的诸多举措，都可含纳其中——2014年被称作“中国深化改革元年”，“新常态”也在这一年被提出，绝非偶然。 急速变化的环境，在“现象”上的一种展示，就是各种资源以各种新形式，向诸多新领域的加速流动。这种资源流动的原因，既包括原有资源流动稳态循环在“断裂”之后，所自然引发的，崩解式的失序的自发流动，也包括“制度供给”所引导的资源流动。以中国融资租赁行业的企业数量为例，据统计，中国融资租赁行业的企业数量，在2016年底达到了7400家，而2015年和2014年底的数字，则分别是大约4500家和2200家。由于其中的金融租赁企业数量占比上不足1%，所以，融资租赁企业数量的连续激增，即意味着产业资本在加速从实体中“溢出”，汇入中国的融资租赁行业。其原因，一方面是“国际大循环”断裂，导致中国过剩产能领域内的民营背景资源被强力“挤出”，另一方面则是政策环节上，中国融资租赁行业进入门槛的不断降低——中外合资融资租赁企业设立从“注册制”变为“备案制”、金融租赁企业设立从“最低资本要求”到“发起人制”，审批权限也一路从商务部下放到省商委，再进一步下放的到自贸区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中国融资租赁行业的蓬勃指数，正可反向标注中国实体经济的调整下行指数。 在来自各方的各种经济资源不断汇入中国融资租赁行业的过程中，“融资租赁”也被各方资源所充分利用，进而形成了三种最为醒目的“套利”生存模式——也可以说，中国融资租赁三种“套利”生存逻辑所共同倚赖的基础，即是资源的“流动”。但是，在“资产荒”局面之下，不断加剧的“同质化竞争”所代表的市场竞争约束，叠加不断趋紧的监管约束，已经让奉行“监管套利”的诸多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，深陷“红海”；“新常态”下中国中小型民营企业群体的艰难处境，也让奉行“体制套利”的国有产业资本背景融资租赁公司，面对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，不敢擅越雷池，却转而“向上”仰攻金融租赁公司的目标市场，或者，绝然突入“险地”（参阅：“李喆融资租赁工作室”行业述评文章：《重压下的突围：中国融资租赁2016之夏“祭”》）；对于秉承“投机套利”的众多民营融资租赁公司而言，套利空间也已然趋于消失（参阅：“李喆融资租赁工作室”行业述评文章：《反者道之动：中国融资租赁“通道”发展路径的修正》）。 这虽然是物之常理：不断汇聚的资源海洋深处，“压强”也必然随之不断抬升，然而，随着竞争压强的增大，另一种可以类比为高压之下“核聚变”的行业演变现象，却也在不知不觉之中，静静生发：这就是各种资源在“流动”之外，所开始展现出的，愈发显著的“组合”倾向。 最容易被观察到，也最容易被忽略的资源组合，是外资与内资的资源组合——这种资源组合在表面上，很容易被“引进外资”的开放发展政策所解释。但是，当我们发现，相对于早年间中国融资租赁行业中，诸如CIT、德益齐和的拉赫兰顿等企业所显示的，“实力派”外资更倾向于创设独资企业（乃至当时的诸多台资租赁公司也大都可列入此类）的做法，在“新常态”下，“实力派”外资则更倾向于采用与内资联合的方式来进入行业——韩亚银行参与创设中民投租赁、贝恩资本收购狮桥租赁等实例，所显示的，都是一种内外资本的“组合”模式。这种外资经营决策上的转变，其缘由无他——早年间的外资已然由跨国公司推动下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“掠食者”，而蜕变为“大断裂”之下的“求生者”，亦或是“饕餮者”。在喜欢向美国融资租赁“比肩看齐”人们看来，中国融资租赁似乎要向所谓的“租赁本质”进行回归，才是有效的出路，但是，从外资向内资积极“靠拢”的事实看，“地主家也没余粮啊”！建立自信，借鉴经验，走出中国融资租赁自己的，真正有本土化特色的现实发展之路，似乎更可能是正解。 所谓“饕餮者”，也可以被列为另外一种资源组合现象——寻“危”中之“机”，在过渡期纷乱的资源失序状态中，以“杠杆”来实现对资源的重新组合。2016年10月，渤海金控发布公告称，预计2016年1-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，同比增长49.44%-58.71%，而同一指标在2016年7-9月更小周期内的预计，则为同比增长110.89%-137.36% 。执掌渤海租赁及其控股子公司皖江金融租赁的渤海金控，对于盈利大幅增加的解释是，“2016年1月完成Avolon100%股权收购及交割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”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基于Avolon的另一宗收购被宣布：海航资本旗下海外飞机租赁平台Avolon公司近日宣布，100亿美元收购美国银行控股公司CIT旗下飞机租赁公司。在这里，更加值得我们关注的，是此次交易资金的来源构成：Avolon提供的现金、海航控股的渤海租赁提供的新股权，还有85亿美元的债务进行融资。于此，一线“杠杆”链条，清晰浮现：杠杆收购Avolon，再叠加深度至少为85%的Avolon杠杆（85亿债务/100亿收购价格），收购CIT飞机租赁。据说，“海航系”掌舵人陈峰曾有言：没有人能看懂海航——的确，从“资本运作”的角度来讲，被人看懂就意味着丧失运作空间。从“海航系”的发展过程看，高杠杆支撑下的收购扩张，也是从未改变的鲜明风格。但是，随着收购所导致的控股企业集群不断扩大，控股企业集群将面对外部环境系统风险的不断“内化”——也即运作空间收窄，同时，愈发庞大的企业集群所带来的内部管理压力，也将日益突显。这来源于内外的两大挑战，绝对是我们在将来观察“海航系”演进历程的一个重要视角。但不管怎样，渤海金控可以代表“新常态”下，融资租赁行业的一种资源组合类型，则毋庸置疑。
“杠杆”并不是唯一一种可以导致融资租赁公司快速发展的手段，不同资源的有效“组合”，也可以收到类似的效果。这也是“新常态”下，一些融资租赁公司得以在短时间内，实现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——当然，我们也必须将这些融资租赁公司的努力视为另一个重要原因。2016年岁末，平安租赁在成立三周年的时间节点上，租赁资产突破1000亿。这令人侧目的经营表现，当然也有着同样令人侧目的“资源”基础：脱胎于远东租赁十余年砥砺经营而形成的管理资源、人力资源和可能的一部分市场资源；来源于平安集团强大的资金资源保障，以及平安租赁高管所坦承的集团所提供的战略谋划智力资源支持；平安集团内部各种资源的协同效应，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有力的“无形资源”汇入。故而，从资源的角度观瞻，平安租赁三年破千亿的经营绩效，正是各种稀缺资源大规模且高效率的“组合”所致。于此类似，我们还还可以在中关村租赁个案中发现，历三十余年培育的园区生态系统所集聚的，以科技企业集群形态呈现的细分市场资源，叠加地方政府所给予和保障的各种“政策资源”，再辅以政府施政力量对各种金融资源的吸引与影响，为这家融资租赁公司的“科技”特色定位，提供了现实的资源依托。此外，根据ABS公告所提供的信息，从资源组合的视角，我们才可以理解君创租赁为何在初创之年，能够以小规模项目为基础，形成30亿的租赁资产。实际上，我们此前已经讨论过的“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”（参阅：“李喆融资租赁工作室”行业述评文章：《垂直生态：中国的“千面”融资租赁》）、“金融租赁企业联盟”（参阅：“李喆融资租赁工作室”行业述评文章：《重压下的突围：中国融资租赁2016之夏“祭”》）、“融资租赁公司与地方政府共同设立融资租赁公司”（参阅：“李喆融资租赁工作室”行业述评文章：《我为刀俎：实力融资租赁企业群体亮刃“市场割据”》）等行业现象，也都可以被视为种种形式的资源“组合”表现。 各种不同资源在中国融资租赁行业，因流动而组合的过程中，在融资租赁公司的经营端，可能依次产生两种倾向：市场割据和差异经营。各种资源在组合之后，通过“反哺”羽翼之下的融资租赁企业，使之快速占据“割据市场”，积蓄力量而形成“差异化竞争优势”，再谋求向外出击，即是这个判断的基本逻辑框架。实际上，随着三种“套利”模式的生存空间坍缩，我们已经可以在行业中看到越来越多的融资租赁公司，都开始表达愈发“个性”的经营战略思考。但是，几乎可以肯定，这些经营战略思考或者处于方向初定阶段，具体落地尚待探索，或者，仅仅是一种基于当前形势的静态的“经营定位”思考，更有甚者，有些融资租赁公司所表达的“战略”，带有明显的“路演”味道——如同冯小刚评论某香港导演所言，“他拍不出别人看不懂的电影，只好拍一部自己也看不懂的电影”。 虽然，正如所见，所有融资租赁企业的战略思考都表现出“个性”和“动态”的特征，但是，这也并不妨碍我们站在行业的高度，对融资租赁公司群体各种差异化竞争方向，梳理出几种最为基础的“竞争锚点”类型——这种梳理所能提供的，并非只是一种对行业现象的观察视角，其更加现实的意义在于，可以为更多的融资租赁公司，提供一种战略形成的思考指引工具。
真正深刻的思考工具，会同时具备“结构简单”和“强大现实解释力”这两个特点。我们对于中国融资租赁企业群体的竞争“锚点”讨论，就始于这样的一个思考工具。包括融资租赁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，若想得以生存和发展，无一例外地，需要达成以下至少一个条件：A.
可以更低成本，向市场提供同样的已有产品；B. 可以同样的成本，向市场提供，能够实现更好需求满足的产品；C.
以市场可以承受，且愿意支付的价格，提供产品，以满足早前尚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。基于此，我们可以梳理出可供中国融资租赁企业抉择的三个“竞争锚点”：价格、产品和风险。 “价格”是最为凶悍的竞争利器。一部分融资租赁企业群体，因另外一些融资租赁企业“同样产品，更低价格”的竞争重心设定，而出现分化、消亡或迁徙，有史可鉴——这就是20年前中国台湾岛内的融资租赁行业，曾经呈现过的现实景象。20年后，基于价格的同质化竞争烈火，再度在中国大陆的融资租赁行业中燃起——这也是2016年数个非正式联盟形式的，金融租赁企业利益协调组织兴起的关键原因所在。对这些“联盟”成立的过程稍加留意，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即担当“联盟”发起人角色的，往往是具有实力产业资本背景的融资租赁公司，或者是产业资本参股的金融租赁公司。这绝非偶然，其所显示的，正是残酷价格竞争下，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一种“妥协”姿态。 对于金融性质的企业而言，其金融产品价格的背后，就是该金融机构的“信用”。众所周知，商业社会中，从高到低排序的“信用”类别，分别是国家信用、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。在金融市场中，参与机构的信用等级越高，其吸纳资金所需支付的对价就越低，相应地，其反向进行资金投放时，所拥有的价格竞争实力，也就越强。在中国的融资租赁行业中，“价格”竞争的背后，是“信用”等级的竞争。2016年9月，在工银租赁悄然以2-2.5%的年利率，在境外发行3-5年期的14亿美元债券的同时，基石租赁却因3年期，11亿人民币ABS的3.43%综合票面利率，而在发行成本上，被冠以商务部主管融资租赁公司中的“最低”。这是一个十足的“警示”信号——基于目前，产业资本背景融资租赁公司同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，存在相当的“市场重合”的局面，产业资本背景融资租赁公司必须认真评估自身在这个市场领域内，以“价格”相搏的前景如何。并且，如果不考虑中国股市，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，虽然为产业资本背景融资租赁公司开通了诸如ABS这样可以“直达”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，但是，中国资本市场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，都还十分稚嫩，诸如美联储升息、特朗普入主白宫等一些重大外部冲击事件很容易令其产生“晃动”，所以，中国资本市场似乎尚不能确定成为中国融资租赁企业稳定的、低成本资金来源——2016年12月，平安租赁、招银租赁、中国外贸融租赁、康富租赁等先后因“市场波动”而决定延缓发行，“择机”实施证券化资本市场融资，即可视为一种佐证。 所以，最宜选择“价格”竞争锚点的，就是具有银行背景和银行信用支持的金融租赁公司群体。并且，这种定位于“价格”锚点的竞争指引，绝不同于目前广为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所采用的“监管套利”模式——也即，不是基于监管套利而获取价格上的高回报，而是恰恰相反的，凭借母公司银行体系，因提供带有“供给侧”特征的金融服务而实现的，不断降低的资金成本，来雄踞优质大中型企业目标市场。其中更深刻的背景原因在于，当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重心，全面转向因应国际经济局势剧变的“供给侧”时，中国融资租赁也就必然要相应地在“供给侧”发力，并展现出“创造”和“改变”的风范（参阅：“李喆融资租赁工作室”行业述评文章：《中国融资租赁“影子时代”的终结》）。而对于银行系租赁公司而言，其最为核心的发力指向，就是“降成本”，而“降成本”在经营端的体现，即是“价格”锚点的选择。对于银行系租赁公司而言，乃至对于其所属的银行体系而言，任何对此方向的偏离，不但可能会因政策指导和监管约束而发生调整，更加可能因市场竞争烈度飙升而实现回归。2016年12月29日，银监会非银部主任毛宛苑在银行业例行发布会上表示，银监会鼓励金融租赁行业丰富资本补充渠道，“支持金融租赁公司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券，缓解资本约束压力”——更高资本基数所对应的更巨量的租赁资产形成空间，在“资产荒”的形势下，无疑意味着更加激烈的价格搏杀。
如果说，中国融资租赁作为一种生产性服务业，本质地，要服务于中国实体经济——这并不是一种“空洞说教”或“政治动员”，而是整体环境趋势的现实而冷峻的暗示——因而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更适合于选择“价格”竞争锚点的话，那么，对于产业资本背景的融资租赁公司，更加合适的竞争锚点选择，则是“产品”。 中国古代兵书《孙子兵法》提出， “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”的“五事”，是筹算战争胜负的关键所在。如果说，中国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在“地利”形势上，占据了“价格”高地的话，那么，对于中国的产业资本背景融资租赁公司而言，就必须要争得“天时”的先机。一位中国优秀民营企业集团的董事长，在一次集团各级企业的干部大会上说，“我们不是政治家，但我们必须要懂政治”，随即又立即补充道，“对于所有的企业，都是这样”——“所有的企业”当然也包括融资租赁企业。实际上，这位董事长口中的“政治”，并非是容易引起误解的什么“内幕”消息，而是中国政府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治理思路和施政手段，也可将之理解为，中国融资租赁行业所顶戴的“天时”所在。 实际上，中国融资租赁行业在97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，其主要原因就是“国际大循环”为中国中小型民营企业提供了强劲的产品需求，进而派生出同样强劲的融资需求，与具备体制背景优势的融资租赁公司的资金供给对接，才推动中国融资租赁行业快速走出谷底。而最早提出“国际大循环”构想的人，正是1980年代的一名中央政府智囊人物——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中国产业资本背景融资租赁公司能够在21世纪前十年中，得以快速发展，正是在市场需求的指引下，暗合于“天时”所致。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，就在这个阶段中，中国融资租赁最为市场所欢迎的核心产品，是售后回租赁业务——一种貌似“颠覆”所谓融资租赁“本质”的“类信贷”产品！当时，一位知名融资租赁企业的总经理，不无担忧地表示，推广回租赁产品是一种“饮鸩止渴”的做法。可见，当时中国融资租赁行业中的领军人物，也尚未建立起顺应“天时”的自觉之心。
十余年倏忽即过，如今的中国融资租赁行业再一次站在了“拐点”之处。对于产业资本背景的融资租赁公司而言，能否以史为鉴，能否顺应“天时”，紧紧抓住“市场端”，建立“产品”锚点的竞争优势，正是性命攸关的头等大事。 首先，对于产业资本背景融资租赁公司而言，目前在时间上，还存在“机会窗”。虽然，明显占据价格优势的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已经开始“大规模”地对接实体经济，但是，尚不接“地气”。换言之，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尚不具备能力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“产业下沉”。这就意味着，存在广阔的产业市场空间，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目前无力进入。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至少包括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“监管套利”空间尚存、类银行管理模式的低效、专业人力资源匮乏、资金投放于盈利预算压迫等等。而这些原因对于绝大多数的产业资本融资租赁公司而言，或者不存在，或者相对弱化。所以，产业资本融资租赁公司目前尚有时间，去进入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目前无法企及的市场领域，也即，在这些市场领域中，“价格”不会成为产业资本融资公司攻城略地的障碍。 第二，勾画这些充满“希望”市场领域的边界，更合适的视角是“企业生态系统”、“地方经济系统”或“企业集群”，而不应该是过往一贯为行业所信奉的“行业聚焦”。不可否认，“行业聚焦”经营策略曾经极有力地推动了众多融资租赁公司的稳健发展。但是，必须要指出的是，“行业聚焦”策略效果发挥的一个大前提，就是外部经济环境的相对稳定。只有存在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，才能够让融资租赁公司投入在某一“线”或某一“环”细分市场中的资源，产生出持续的收效“累加”。这也就是“国际大循环”稳态尚未断裂时，“行业聚焦”能够极大促进融资租赁公司经营发展的环境原因所在。但是，现在的经济环境已经开始发生因“断裂”而激发的巨大变化，所以，“行业聚焦”正在丧失其指导融资租赁公司经营的合理性。从现实情况来看，远东租赁作为开创“行业聚焦”策略的鼻祖，其自身的目标市场定位，也在次贷危机之后，发生着悄然而显著的变化：事业部数量的增加，在公司角度看，正可提升目标市场的“系统化”程度；单一事业部内部，不但许多过往“重兵驻扎”的细分市场被主动放弃，而且通过产业链延展来扩大目标市场领域，或者通过变更事业部名称来扩大目标市场“外延”，都显示出一种明显的偏离“聚焦”的“系统化”倾向；如果说以上还只是其在租赁业务“水平”方向上所发生的变化，那么，其通过股权投资向实体产业的深度“嵌入”，则显示出另外一种“垂直”方向上的“系统化”提升努力。 第三、地方国有背景的产业资本融资租赁公司，更容易设定“产品”竞争锚点。从最高决策层提出的“五大发展理念”的排序来看，“协调发展”是紧跟“创新发展”而位居第二的发展理念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中国经济系统中，地方政府绝对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。但地方政府能够形成如今这样巨大的经济发展影响力，其起点，就是中国改革早期“财政联邦”构想的逐步实行。“财政联邦”思想的应用，在激发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，也产成了市场分割、资源滥用与浪费、无视长远而急功近利等弊病。这是“科学发展观”和“顶层设计”等理念被先后提出的重要背景原因。从现实表现来看，“京津冀”协同发展、长江经济带规划，乃至最新获批数个“自贸区”在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上的显著区分，都说明“协调发展”正在逐步落地成真。
“协调”的基础，就是“差异”的存在。而“差异”又恰恰是任何一个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最关键落脚点。对于地方国有背景的产业资本融资租赁公司而言，在其所属的地方经济系统中，具备一个无以伦比的有利条件：可以更加便利地获取地方经济发展规划、进程、实施方案及实施效果的实时信息。如果这样的地方国有产业资本融资租赁公司刚好位于重庆、贵州这样的经济高速增长省份，那么，如果不对其所处有利环境进行充分利用，真真可以称之为一大憾事——笔者因工作原因，曾向某地方产业资本融资租赁公司提出，获取一些地方经济发展有关的资料，但未被接受。即使，融资租赁公司所处的省份经济增速不高，但在该省内找到一些局部的高增长经济区域，或者优势产业系统，应该不无可能。毛主席曾说，“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，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”，所以从方法论角度，只要这样的局部系统市场可以被确定，那么“产品”的设计推出，自然水到渠成，进而基于“产品”锚点的阶段性竞争优势，也可随之建立。随后，融资租赁公司由此而建立起的分析、识别局部系统市场的能力，以及快速响应市场，完成产品设计的能力，将成为其独有的核心竞争力，并据此实现对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“价格”优势的有效抗衡。 如果说，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凭借“价格”优势而占据的大客户市场，是“中心城市”，而实力产业资本融资租赁公司更有可能凭借“产品”优势而占据某种形式的“目标市场系统”，是“交通线两侧”的话，那么，对于其他资本背景的融资租赁公司而言，所供选择的市场空间，也就只剩下了广阔的“农村”——那里风险巨大，但也前景无限，唯有设定“风险”锚点这一条路可行。从目前已经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的各种模式的“农村金融实验”的成果看，无论是单纯的“内生性互助金融”，还是以导入外部资本为方向的农村金融模式，都不乏成功的案例，这是判断其存在光明前景的现实证明。但是融资租赁走入“农村”这个空白市场，不应该是简单的，以“农机”作为租赁物的业务模式，而应该是继续秉承“市场系统”的理念，在农村寻找具备潜在发展能量的，更加细小局部的目标市场系统，这也是我们此前曾提出对“县域经济”加以关注的原因所在。 但是，在这里，我们也必须诚恳地指出，“风险”锚点的设定，在相当可能性上，会停留在“思辨”的层面，而很难真正在现实中得到施行。因为，这其实是一条最难走的路，但是最可能走向这条道路的融资租赁公司，其资源禀赋又极有可能是最糟糕的那个群体——如果更具体地指明，那就是民营资本融资租赁公司群体。同时，一贯热衷于“投机套利”模式的民营资本融资租赁公司，能够快速转换头脑，生发出真正意义上的“企业家精神”，也确实是“Mission Impossible”。
所以，我们还是以尽可能简洁的几个观点，来加速完成这篇万字长文吧：1、最高层对“扶贫”工作的极度重视与有力推动，是融资租赁开辟农村市场的最有利外部环境力量；2、融资租赁公司开辟农村市场，必须借助地方政府渠道，借助地方政府力量，这可以有效降低市场开拓成本和资源消耗；3、融资租赁项目风险的分析与考察，将不再是针对“企业”的经营能力而展开，而是针对“地方政府”的治理能力而展开，所以，能否找到一个“好县官”，能否真正理解县域经济的个性化治理思路，是控制风险的关键所在；4、这种对县域经济治理的理解能力，以及由此派生出的风险分析与控制能力，将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“风险”竞争锚点；5、一旦局部个案探索成功，据此为支点，撬动外部资源进入，以期实现快速的推广“复制”，是可能的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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